女性的友谊地久天长

八卦、虚伪、争风吃醋,无数宫斗剧塑造了人们关于女性友谊的刻板印象,让人不禁怀疑女人之间是否存在真正的友谊。而在历史文献中,在文字被男性掌控的时代里,人们也难以看到记录女性友谊的文字。直到女性拥有了获得知识的权利,她们之间的友谊才通过书信和文学创作,生动地呈现出来。女性情谊究竟如何确立,并从幕后走向台前逐渐成为主流的交际语境?

在交往了三十多年的好友病逝后,这个话题引起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女性与性别研究所”资深研究者玛丽莲·亚隆的关注与反思,并与另一位好友德蕾莎·多诺万·布朗合作完成了这本《闺蜜:女性情谊的历史》,回顾西方世界女性友谊的发展历史,从被忽视、漠视、歧视到今天被正视、重视,女性友谊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这份情谊,其实是坚如磐石且弥足珍贵的。

在玛丽莲·亚隆看来,在公元前600年至公元1600年的两千多年的西方历史里,男性垄断了写作,几乎所有关于友谊的文献都与男性有关,“男性才是友谊的代言人”。在古希腊名为“会饮”的酒会上,男人们还会热情而严肃地谈论关于友谊的话题。

在亚里士多德以男性为中心的论断中,“一个灵魂寄居在两个身体里”的关系是一种完美而理想的友谊。他坚信有男性朋友的男人才能获得个人幸福,社会由男性之间的友谊维系。

在罗马帝国时代的哲学家普鲁塔克甚至说:“妻子不应该有自己的朋友,应该和丈夫拥有共同的朋友。”

事实上,中世纪时,超越家庭的女性友谊就已经在修道院这样的场所中出现了。离开了家庭圈子的修女可以学习拉丁文用以写作,因此留下了大量的信件、回忆录,我们才得以看到她们之间相互依赖建立起的深厚的情感,哪怕在年龄或者地位上存在巨大的差异。

能够做修女的女性毕竟是少数,她们的友谊与她们一起被封闭在修道院的高墙之内,因而欧洲同时代的大多数人对女性友谊的概念几乎没有什么印象。修道院之外,友谊的故事依然由男性撰写,也只关注男性主题,人们对女性的友谊持怀疑或否定态度。16世纪的法国作家蒙田甚至断定:女人的灵魂不够坚强,承受不了友谊这种“紧密且持久”的亲密关系。

而就在蒙田还在世时,女性友谊已经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英国城里富裕人家的妻子,在经过丈夫许可之后,可以出门“拜访朋友,结伴同行,和同一阶层的人及她们的邻居闲话家常”。

莎士比亚的戏剧也为那个时代女性友谊的存在提供了充足的证据,《皆大欢喜》中的西莉亚和罗莎琳德,《仲夏夜之梦》中的赫米娅和海伦娜,《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和尼莉莎,《冬天的故事》中的赫米温妮皇后和朋友宝琳娜……无论是出身宫廷贵族的女性,还是来自酒馆或乡下的下层女性,莎士比亚不仅确认了女性朋友的存在,还通过两个女人的合作来推动情节演进,迎来欢乐的大结局。《莎士比亚传》作者彼得·阿克罗伊德指出,莎士比亚对女性友谊的了解,很可能是从他母亲与他的姨妈的交往谈话中获得,他童年居住的小镇斯特拉特福德,是一个家庭妇女依靠邻居进行日常商业往来和相互支持的地方。

在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社会底层女性不允许独自生活,1562年的《议会法案》和《工匠法案》,要求未婚女性要么服役,要么被送进监狱,于是,十几岁的女孩结婚前通常要在贵族家庭里服务四年,相同的处境与地位让她们彼此支持、陪伴,艰难度日中的交谈是她们发展友谊的支柱。

从17世纪开始,拿笔写作的英国女性越来越多,男性作品中缺乏的两个主题开始出现,一个是作为母亲的女性,另一个就是作为朋友的女性。“我不是你的,而是你”,就像亚里士多德说的那样,她们也能共享一个灵魂。

在战争动乱中形成的友谊是人类所经历的最牢固的联系纽带之一,玛丽莲·亚隆认为这对女人也不例外,政治原因可以成为友谊的催化剂。

在十八世纪的美国,有一批愿意为共和政体的建立做出贡献的“爱国女性”,她们抵制进口茶叶、抗议英国税收,还为军事防御筹集资金。在这个过程中,志同道合的女性主要通过书信联系,偶尔造访彼此的寓所,鼓励彼此成为“爱国与自由的理想模范”。例如出身政治世家的作家默茜·沃伦和历史学家凯瑟琳·麦考利最初就是为了支持爱国人士而建立了友谊,通过书信交流思想近二十年。华伦认为,政治不仅与男人有关也和女性相关,她在写给凯瑟琳的书信中说,“当这些观察是公正的,并且对心灵和品格怀有敬意时,无论是从女性的唇齿间流淌出来,夹在私人友谊的轻柔低语中,还是在参议院里由另一个性别的人大胆地说出来,都无关紧要。”

由于默茜生活在美国,凯瑟琳生活在英国,隔着大西洋的两个人仅在1785年前后有过一次见面交流的机会,更多的是通过书信保持着亲密的友谊。玛丽莲·亚隆不禁联想起当下网络友谊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如果没有面对面的交流,两个人真的能成为朋友吗?“如果友谊的标志是感情和思想不断地交流,加上相互同情和尊重,那么凯瑟琳和默茜的友谊确实是线世纪美国的工业革命重塑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产阶级女性也从繁重的家务中解放出来,有精力和时间去教堂或参加活动,在共同交往中建立了友谊。她们自发成立了许多教会团体,为孤儿、穷人和未婚妈妈提供服务和帮助。这些团体迅速发展壮大成熟,她们按照“男性的议事规则”行事,不免引发了男性的担心——“一群女性竟然在没有男性监督的情况下做出各种组织决策”。玛丽莲·亚隆分析认为,大量女性走出家门、全力以赴地参加这些活动,并非对权力的渴望,真正原因是这些团体所提供的社交慰藉,让女性的友谊进入更广阔的世界。

在过去,出于社会地位和经济水平的考虑而缔结的婚姻里,女人想从婚姻中得到陪伴的合理要求往往得不到满足,女人之间友谊就显得至关重要,她们进行心灵的沟通,讨论家庭事务甚至政治观点。

美国历史上女权运动领袖伊丽莎白·斯坦顿与苏珊·安东尼的友谊,至今为人传颂。单身的安东尼,与作为七个孩子母亲的斯坦顿,尽管生活环境不同,性格脾气也不同,但在反奴隶制、禁酒、主张女性权利方面的公共兴趣,让她们之间的友谊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忠于婚姻与家庭的斯坦顿,在谈到女伴苏珊·安东尼时说,“我们完全是一个整体,在我们所有的交往中,永远肩并肩站在同一个平台上,从来没有嫉妒的感觉”,即便有意见分歧、激烈争论,但是“互不理睬的时间从未超过一个小时”。这段非凡的友谊超越了她们所属的那个时代,已经不再局限于“友谊的轻声细语”中,而是肩并肩地面向公众,将亚里士多德的友谊理想——一种公民美德——提升到将女性纳入国家舞台的高度。

19世纪英美文化鼓励女性写作,书信文字中记录下了女性对于友情的看法,以及她们在婚姻中为友情争取空间而付出的努力。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华兹华斯的妹妹多萝西,写诗给将要结婚的女友:“我们悲伤地分开,因为责任/我的朋友,不久就会成为一位幸福的妻子”。当时的社会,相信女性之间可以而且应该存在友情,“至少在合适的丈夫出现之前可以如此”。

结婚后的女性,往往由于繁琐的家庭事务而忽视了这段情谊,甚至遭遇丈夫的干涉。《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在寄宿学校时就与埃伦建立了浪漫的友谊,38岁时嫁给了可以让父亲“晚年有个好帮手”的牧师尼克尔斯。勃朗特在婚后写给埃伦的信中,除了对友人的深情、对文学的见解,还有一些无可奈何的抱怨、无法摆脱的烦恼。突然某一天,勃朗特在信中提及她的丈夫看到这封“太率性”的信,认为“非常危险”,他建议埃伦看过信之后就烧掉,不然就“不能再通信了”,或者他要当“书信审查官”。埃伦不得不承诺看完信后就烧掉,但并未真正做到,于是才有了后来我们能够看到的夏洛蒂·勃朗特书信。

“婚姻是友谊的葬礼”“婚姻是女性友谊的禁令”“婚姻妨碍了让我的生活变得丰富的两件事……友谊和学习”,女性所经历的婚姻与友谊之间充满了敌意。即便是在当今的流行文化中,小说《BJ单身日记》和美剧《老友记》也在讲述婚姻对珍贵的女性友谊的破坏。

受婚姻伤害的女性友谊,伴随着女权主义的浪潮,其价值一路上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时,“姐妹情谊”成了女性友谊的代名词,意味着所有女性,无论有无血缘关系,都应该像对待姐妹那样,以爱和忠诚对待彼此。于是,当男孩与女孩约会,而使她取消与闺蜜的约定,这在政治上已不再正确;已婚的女人可以让丈夫在家看孩子,自己跟朋友去听摇滚演唱会。

女权运动对女性友情的影响重大,在过去,女性朋友被认为在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中处于配角的地位,现在,她们在人际关系的版图上被标上了明确的位置。但女权主义所提倡的“姐妹情谊”由于忽视了社会阶层、种族等方面的差异和不平等问题,这种人际关系仍然存在冲突。

如今,女性之间的友谊虽然不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样具有政治光环,但它已然成为女性意识中的一股积极力量。“褪去了激进的、反男性的立场色彩,如今的姐妹情谊可能比五十年前更受欢迎,而且以自己的方式变得更加强大”。(曲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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